編者按：

       吳良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導，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國家注冊城市規劃師。1944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建筑系，獲工學學士，1949年畢業于美國匡溪藝術學院建筑與城市設計系，獲建筑與城市設計專業碩士，1946至今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建筑系）歷任副系主任、系主任、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務。其間先后受聘為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澳大利亞悉尼理工大學、美國加州大學Berkeley分校、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聯邦德國卡塞爾大學等機構的客座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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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理想的萌發與人居事業的起點

　　一個人的一生不能沒有理想，立志是人一生不斷前進的動力。要思考我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為？有何抱負和志趣？想要從事什么專業？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隨著成長的經歷、所見所聞所想而一步步頓悟、提升，當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選擇建筑事業作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與我青少年時的成長經歷有著密切關系的。

　　1922 年，我出生于南京一個普通職員家庭，當時國家正值內憂外患，中國大地戰火連連，苦難深重。年少時，蚌埠的叔父經營虧損，不得不將南京的部分祖產典當，凄風苦雨中一家人被迫告別祖居。1937 年南京淪陷前，我先后到武漢、重慶合川求學，在江蘇省辦的寄讀學校就學二年余。1940 年6 月在合川參加大學統招考試，剛交完最后一科考卷，就聽到防空警報響起，日本人的戰機突然來襲。當時我們趕緊躲到防空洞，一時間地動山搖，瓦礫、碎石、灰土不斷在身邊落下來。當我們從防空洞出來，火光沖天，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我敬愛的前蘇州中學首席國文教員戴勁沉父子也不幸遇難了。這些痛苦的流亡經歷，促使我內心燃起了戰后重建家園的熱火，成為日后發奮學習、報效祖國的強大動力。高考結束三天后，我懷著“從事建筑行業、立志修整城鄉”的抱負，作別國立二中，走進了中央大學建筑系。

　　在中央大學求學期間，我受教于我國建筑教育先驅鮑鼎、譚垣、楊廷寶、劉敦楨、徐中、李劍晨等諸位先生。群賢學術上的言傳身教和生活上的殷殷關切，至今令我感念；在四川的生活經歷和學習所獲培養了我學術思想的萌芽，基層人居環境建設、住宅研究與建設等都成為我始終關注的課題。對戰后重建的憧憬和報效國家的熱情，使得我逐漸樹立了一生孜孜以求的“謀萬家居”的宏大理想，對以后的事業和學術思想的發展影響深遠。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 年10 月我受梁思成先生之約赴清華大學協助籌辦建筑系。1948 年，在梁思成先生的推薦下，我赴美國匡溪藝術學院（CranbrookAcademy of Art）跟隨沙里寧（Eliel Saarinen）學習建筑與城市設計。在美國留學期間，除家信及梁先生在清華解放前夕給我的一封信外，基本與國內失去聯系，在學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后來與在他校的留學生也失去聯系，潛心蹲在象牙之塔中。但是有幾件事促使我緊急回國。其一是朝鮮戰爭，訊息每日沒完沒了的廣播，電影中附加著對朝鮮的狂轟亂炸；其二是梁先生和林先生要我回國。我收到一封是林徽因口授羅哲文代筆的，空白處有好多行歪歪斜斜的字，一看便知是林先生臥床親筆加寫的，大意是國內形勢很好，百廢待興，趕緊回來參加新中國的工作。當時我正在小沙里寧的事務所工作，他得知此事，非常冷靜，告訴我說：“這件事對你是非常重要的，這取決于你未來的事業是放在東方還是放在西方。”事實上，當時，我的心早已回到東方了。

　　回國經歷了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當時，香港已對歸國人員封鎖，不辦過境簽證。我從留美同學蔡梅雪那里得到訊息，知道當時哈佛大學有一個中國留美科協，我聯系到了當時的負責人侯祥麟（后來他也回到祖國，并擔任過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石油科學研究院院長），詢問如何辦理歸國手續，并匆匆辦理。我乘坐郵輪克利夫蘭號回國，同船的還有數學家華羅庚。克利夫蘭號先停靠在九龍，需要再轉鐵路。當時僅允許我們登岸。下船之后，拎著自己尚可以手提的行李，在左右兩排軍警的押送下上火車。進入國境后，深圳服務員端來一碗放有一根香腸的熱米飯款待，我頓時感到祖國的溫暖之情。那時長期戰亂的破壞隨處可見，廣州城破破爛爛，珠江大橋還橫斜在珠江河道中間，讓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梁先生和林先生信中所言“百廢待興”的時代召喚。

　　如果說在美國讀書時，頭腦中還只有一個模糊的建設祖國的理想，那么，回國之后，看到“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祖國，熱火朝天的時代洪流，我的理想更為明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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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環境科學的產生和發展

　　2.1  從建筑到聚落：“聚居論”的突破

　　中文“建筑”一詞源自日語的翻譯，在很長時期中，中國社會所認為的“建筑”等同于“房子”。中國學者對建筑學要義的探索從未停頓。1947 年，梁思成先生從美國回來，在建筑系的開學典禮上對第二班學生的講演，提出兩點：（ 1）“住者有其房”，有意識地把建筑的主要任務導向適宜居住的住宅；（ 2）“體形環境論”（physical environment），是指以物質空間環境為主體，從家居至整個城市及若干城市間的聯系，是人類生活和工作的“舞臺”，將建筑的概念從房子拓展到環境。解放初，建筑系也一度更名為“營建系”，內涵更為廣闊。

　　當代的考古研究發現，自新石器時代，人類開始聚居在一起，建造房屋、從事耕作、飼養牲畜，并挖掘壕溝以保障安全，這就形成了聚落（settlement）。在陜西西安市臨潼區城北的姜寨遺址，就是典型的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聚落布局非常清晰，居住區的房屋圍繞中心廣場分布，房屋分為四組，均是較小的房屋圍繞著一座較大的房屋，可能是四個家族的住所（圖1）。東南部有一所大房子，是氏族公共活動場所。居住區外圍還挖掘有壕溝，以保障安全。西安浐河畔的半坡遺址同樣是新石器時期母系氏族的典型聚落遺址（圖2）。1978 年，我赴墨西哥參加第13 屆國際建協世界建筑師大會，在墨西哥人類學博物館中看到早期村寨的圖紙，與姜寨、半坡遺址的空間布局上有很多相近之處，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人類早期聚落的相近之點。這些聚落使我不禁聯想起中學時在四川鄉下居住的生活體驗。林盤是成都平原地區的一種典型聚落模式，幾戶人家圍繞起來，飼養一些牲畜，中間是竹林，外圍是田地，這樣就形成一個村落。今天成都郊區的村莊仍有這樣的聚居的痕跡。

▲ 圖1 | 陜西臨潼姜寨新石器時代聚落

▲ 圖2 | 陜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聚落

　　“聚落”的概念提醒我們，建筑學不能僅指房子，而需要觸及本質，即以聚居（settlement）說明建筑，從單純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會，從單純物質構成拓展到社會構成。聚落的認識是人居環境科學理論的一個最基本的啟示點，也是我建立“廣義建筑學”與“人居環境科學”的切入點。從中國問題出發，找到了這個啟示點和切入點。這使得我們看問題的角度更高了，不再局限在建筑學本身的領域之中，而是與更多的相關領域、相關學科相交叉、融合。

　　2.2  廣義建筑學的構想

　　廣義建筑學思想的提出是在1987 年。當時，在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下在清華大學召開了主題為“建筑科學的未來”的討論會，會議的第一天，大家各執一詞，莫衷一是，于是，第三日，我提出尚在醞釀中的“廣義建筑學”（圖3），未曾想得到大家的普遍認可。1989 年，《廣義建筑學》一書正式出版。此書的撰寫并未經歷太長的時間，它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初期，那個充滿活力的時代的產物。當時，整個社會都充滿了改革和創造的激情，也開始有條件到墨西哥、美國、西歐等地參觀考察，并與各國的學者交流，這些都促使我不斷對現實問題進行思考，開始想到何不將建筑的諸要素進行分拆與綜合，對傳統意義上的建筑學進行擴展？想到這些頗有一覺醒來，豁然開朗的感覺。可以說如果沒有社會的激情、改革的推進，就產生不了這樣的思想和作品。今天，大的時代背景又不同，我們對于學術的思考也應有新的思考與見解1。

▲ 圖3 | 建筑學-廣義建筑學

　　2.3  人居科學的產生與發展歷程

　　人居環境科學的醞釀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積累和探索的過程。1982 年我在中科院技術科學部的大會上做了題為《住房·環境·城鄉建設》的學術報告，現在看來其學術思想仍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說是理論準備時期。1989 年，《廣義建筑學》出版，提出“聚居論”，從單純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1993 年，在中科院又作題為《我國建設事業的今天和明天》的學術報告，第一次提出“人居環境學”的概念。2001年，《人居環境科學導論》一書出版，可謂是初步建立了人居環境科學理論體系。2010年，人居環境科學獲得陳嘉庚獎，得到了科學界的肯定；2011年，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可以說是得到了國家的肯定。可以不無自信地說，我們找出了一條道路，但是時代的任務還很艱巨，還要繼續從事人居環境科學的理論實踐，希冀得到新的發展。

　　人居環境（Human Settlements）是指包括鄉村、集鎮、城市、區域等在內的所有人類聚落及其環境。人居科學以人居環境為研究對象，是研究人類聚落及其環境的相互關系與發展規律的科學。它針對人居環境需求和有限空間資源之間的矛盾，遵循五項原則：社會、生態、經濟、技術、藝術，實現兩大目標：有序空間（即空間及其組織的協調秩序），以及宜居環境（即適合生活生產的美好環境）。
在研究方法上，人居科學注重人類聚落及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組織原則，超越物質空間對象本身。包括：有機整體，即區域、城市和建筑各層次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系統整體，即自然、社會、人、居住、支撐網絡多系統交叉整合優于單一系統；生成整體，即人居環境是歷史發展過程，各個階段都具有相對整體性。

　　在學科體系上，人居科學以人為核心，拓展建筑學、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學三個學科，作為人居環境科學主導學科群，與相關學科有關部分交叉，形成學科體系（圖4）。

▲ 圖4 | 人居科學的學科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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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關懷居住

　　人居環境的核心是人，是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人居環境與每個人的利益切切相關，人居環境科學是普通人的科學。《尚書》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管子》亦言：“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以人為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也是人居環境科學的立足點：宏觀層面上，國家戰略與區域發展要以民為本；中觀層面上，城鄉建設要以人民群眾的需求為出發點；微觀層面上，廣大群眾也需要一個良好宜人的生活環境。

　　亨利·丘吉爾（Henry Stern Churchill）1945 年出版的《城市即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 一書，強調人是城市的核心，沒有人城市就無從存在，應關注基本的鄰里規劃。1946 年我應邀來清華，其間有機會了解到鄰里單位的理論，很受啟發，當讀到《城市即人民》一書時，更是頓然領悟；又在學校旁聽費孝通先生的《城市社會學》、《鄉村社會學》課程。經過多方閱讀與思考，寫出了歸國后我關于城市規劃的第一篇習作論文，萌發了“完整社會單位的理論”的概念。

　　社區本身是一個社會學概念，社區規劃與建設的出發點是基層居民的切身利益。在社會整體轉型的今天，建設“完整社區”（integrated community）正是從微觀角度出發，進行社會重組，通過對人的基本關懷，維護社會公平與團結，最終實現和諧社會的理想。例如，社區養老問題，殘疾人康復問題，青年工作者的居住問題等等。今天的中國已進入所謂“后單位”時代，由各事業單位的“大院”分頭負責逐漸轉向由社會負責，因此必須豐富社區的內涵，建設“完整社區”，承擔綜合功能，解決社會問題。

　　從中國當前的社區發展來看，主要是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的建設經營模式，市場經濟起主導作用。雖然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很多問題。美國學者凱瑟琳·鮑爾（Catherine Bauer）2早在1934 年出版《近代住宅》（Modern Housing）一書指責當時住宅經營為“奢侈的投機”（the luxury of speculative），指出“不好的制度不能產生好的住房，但只有良好的制度也不一定能產生好的住房”3，“現代住房是用于居住的，而不是用于謀利的，房屋與社會設施一起作為綜合性鄰里單元的一部分按照現代方式來進行建造。”4。從上世紀初到現在，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仍要清醒地認識到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可以廣泛借鑒國際建設“社會住宅”的成功經驗，不能盲目遵循美國房地產的發展途徑。

　　在我國，1945 年林徽因即著文論戰后住宅，1947年梁思成提出“住者有其房”是人民群眾普遍的渴望。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我們更要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的智慧來解決時代的問題，在住房建設中加強社會主義的內涵。在當前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理論上說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社會建設就要責無旁貸地加多一份責任和義務。住房及社區的多種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社區規劃還需要積極的倡導與規劃，建立良好的居住環境秩序，促進人民安居，這是走向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社區和住房問題是關系民眾生存的關鍵問題，也是當今的社會熱點問題，目前各個學科領域雖然做了許多工作，但往往缺乏整體的思想，有支離破碎之嫌。需要進行多學科融貫綜合的研究，將社區與住房建設置于城市化與城鄉統籌發展的宏觀背景下來認識，在戰略上整合它所涉及的多方面政策問題，在戰術上需要在城市規劃、建筑設計、園林設計所進行的物質空間規劃建設的基礎上，融合社會學、經濟學、公共管理等領域的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綜合探討住宅設計、環境塑造、生態治理、制度保障、社會組織等各方面問題，以實現良好住房、完整社區和和諧社會的共同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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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研究的新方向：

　　從京津冀區域空間發展到廣義的京津冀

　　 2017 年4 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我們對于這一地區的研究是逐步發展的。追溯起來，1958 年，建工部在青島召開的城市規劃會議，劉秀峰部長號召要在全國推行“快速規劃”。我們相應跟著形勢與河北省建設廳聯系，參加河北省副省長胡開明主持的河北省若干城市的規劃競賽。教師趙炳時、吳煥加、陳保榮等和我分別帶領一組學生在保定、石家莊、承德、邯鄲、邢臺、宣化等地試做快速規劃。我當時主持系務，為來往北京較為方便起見，選擇參與保定規劃。

　　在我們開展規劃工作時，保定舊城尚完整繁榮，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與此同時，京廣鐵路西部已經發展了一些大型工業企業，如印鈔廠等。城市西部山區不僅地勢險要，而且文化資源深厚，有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也有紫荊關等自古以來的雄關險隘。規劃工作的任務之一是把舊城與跨過鐵路即將發展的新區聯系為一個整體。當時的工作是在市長郝鐵民帶領下在建工部干部合作下開展的，我帶領著清華的五位同學一起工作5，對全區進行分析，對道路、綠地等都深入設計，對舊城保護、新區發展開展了全面規劃（圖5）。規劃的方案也在不斷的調整中，開始新區的道路網是斜向的，后來尊重當地的意見改為正南正北，最終的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東西城有機聯結，有廣場、有新中心、有綠帶，空間有序、疏密有致，形成了一個比較深入而實際的規劃方案，并且對舊城的大慈閣、南大街、直隸公署及西部一畝泉等特色保護非常關心。

▲ 圖5 | 保定市城市規劃總圖（1958）

　　如果要對當時清華在保定的工作進行自我評定，在我數十年的學術人生中，除北京外，參與了不少地方的規劃，有的建議可能得到了一定的采納，有些局部地段，如深圳中心區建筑群等的設想基本上也得以實現，但處于關鍵時期的一個中等城市的規劃能夠得以較完整付諸實踐的，并且有后繼者持續完成的，唯有保定，這一經驗值得認真總結。但是可惜的是，當我正在對保定專區繼續深入調研時，被倉促召回學校，整份資料由于涉及保密，按照規定存放在資料室，擬回校后再覓時間繼續做下去，可惜這份文件在“文革”中被勒令處理，我非常心痛。

　　在此期間，我們還去參觀了白洋淀，一片澤國，真是太美了，蘆葦叢叢，碧波蕩漾，令人心曠神怡。當時有一部小說叫《新兒女英雄傳》，記述的就是白洋淀一帶的農民抗日活動。我們在白洋淀就是由當年的游擊英雄劉博領著去的，他當時是縣委成員。白洋淀旁邊有一展覽館，陳列水產標本，記得里面有一個鯸魚標本長有近一米，足見當時生態環境之好，我們也被宴請吃魚宴。“文革”后我曾再去白洋淀，只見湖底龜裂，已經不復往昔的繁榮，雖然當地的接待人熱情招待，也還能吃到魚和一只小鱉，但這頓午餐讓我內心凄涼，很不是滋味。

　　1978 年清華任命我重主系務后，在繁重的撥亂反正工作中，以無比興奮的熱情，投入思考首都規劃建設工作。清華建筑系一度組織教師，集體從事北京市總體規劃研究。1979 年，我們第一次提出將京津唐地區融為一體的規劃構思（圖6）。將唐山納入規劃視野，在前一段時期內一些個案的基礎上，我認識到對于北京的問題，還應該回到整體研究，才能找到出路。

▲ 圖6 | 京津冀地區發展規劃設想（1979）

　　1999 年面臨國際建協第20 屆世界建筑師大會，我除了負責主旨報告外，又鼓足勇氣提出“世紀之交走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對大北京地區概念性規劃設計研究”。在1999 年6 月國際建協大會結束后，我們就將大會未能展出的展板及報告內容向當時建設部部長俞正聲同志匯報。他特別來清華聽取匯報后，認為這項工作很有意義，并表明他支持這一項研究，但提出將“大北京”改為“京津冀北”，于是，按此立題。后來，由于研究范圍的擴大，改稱“京津冀”，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建設部基金項目開展研究。近十幾年來，我們持續開展此項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出版了三期《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報告，也逐漸得到學術界和全社會的認可（圖7）。

▲ 圖7 | 大北京地區空間發展戰略示意（2002）

　　在雄安新區的戰略設想被提出之后，要進一步思考京津冀的發展，而反過來，雄安新區也不是孤立的點，而要放在京津冀這個大背景下去看待、去研究。宜乎建立“廣義的京津冀”的思想，實現“包容式”、“融合式”的發展，充分考慮雄安與北京、天津的關系，三者相“容”、相“融”，化解矛盾，協同發展；同時要為河北的發展留有余地，不是從河北劃出三個縣來給新區，而是要充分考慮保定等的發展需求，從地區整體發展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進行研究和規劃，讓每個地區都感到“有他自己”。

　　就新區規劃而言，首先要從大處著眼，明確大的前提，包括：水、土地、生態環境的基本狀況等，要將白洋淀的治理作為新城規劃建設的前提；其次，要研究現狀城鄉布局，分析它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第三，要遵循城市規劃的科學原理，按照步驟，一步步來，這是無法跨越的，其中，城市設計當然至為重要，但是城市設計的開展不必過急，宜乎后期根據現實狀況因地制宜；第四，啟動區面積不宜過大，踏踏實實逐個把小片區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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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時代使命：“一帶一路”的暢想

　　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旨在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展，造福世界各國人民。這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懷、是“兼濟天下”的宏大戰略構想，必將開辟新局面，開啟新時代。

　　回想我的青年時代，在重慶大學讀書之時就受到了“絲綢之路”( 圖8）的感召：作為學生在中央大學看到張大千自敦煌歸來在重慶舉辦的展覽；常書鴻自法國回國，在去敦煌前也舉行了展覽；吳作人也曾一度赴大西北；此外還有朱光潛、宗白華等大家關于敦煌的講座……

▲ 圖8 | 絲綢之路

　　一直到1980 年代，我獲得了對這一地區深入了解的機會。1981年，我自西德訪問歸來，中東阿卡漢建筑基金會與中國建筑學會組織各國建筑學家沿著絲綢之路沿線考察，主題為“變化中的農村居住建設”。一個考察團隊從北京到西安、經河西四郡再到烏魯木齊、南疆，直到喀什，得以深入了解了這一地區的建筑與城市發展。1984 年，我帶領幾位當時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年輕教師到西北及東南沿海地區考察，經杭州、蘇州到泉州、廈門。泉州正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圖9），基于廈門大學莊為璣教授的指導，對建筑與城市歷史進行調查，并進一步獲得了對這一地區的整體印象。

▲ 圖9 | 泉州城的山水格局

　　 “一帶一路”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宏大構想，這必然會對中國及歐、亞、非相關地區的人居環境的發展帶來新的挑戰。從更宏觀的戰略來看，我們面臨巨大的歷史契機，為人居環境的發展，帶來新路。在歷史上，絲綢之路就不僅僅是一條商業貿易之路，更是東西方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進行相互交流的大動脈。

　　 “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體系，“一帶一路”的研究應當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從空間上而言，應當有放眼沿線國家，乃至全球網絡的大視野；從時間上而言，要“向歷史致敬”，亦向“未來拓路”。“一帶一路”的人居環境發展也必然是一個綜合的體系，在學科領域上不斷拓展，在研究內容上不斷充實。從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繁榮走向整體的美好的人居環境的創造。新的創造不是一天兩天，而是以百年為期，可以預見，未來將會實現新的輝煌！

　　2017 年下半年黨中央召開的“十九大”，為未來五年全國各項事業的發展定下基調，也必然要確保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實現黨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在此征程中，人居環境事業應當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有一點是始終不變的——社會要進步，人類要追求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回顧歷史，一個民族的發展始終是與美好的人居環境相伴隨的，人居建設的最終目標是社會建設。我曾在《北京憲章》中提出：“美好的人居環境與美好的人類社會共同創造”，就是意圖將人居建設與社會進步的目標逐步統一起來，各種設施的建設無不源于美好的人居環境與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如今，我雖已年逾九十五，但仍堅守在教師的崗位上，仍要求自己以一種積極的精神面貌面向未來，促使自己力所能及地不斷探索廣闊的學術新天地，探尋哲理、問道古今，弘揚創新精神，向往民族復興。當前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大的時代，未來有無限的生機和激情。愿與廣大學人一道共勉！讓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拙匠邁年豪情未已！”

　　注釋

　　【1】2 0 1 4年，在《廣義建筑學》的中文版出版2 5 周年之后， 得益于意大利羅馬大學Lucio Barbera教授的努力，《廣義建筑學》的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出版，可謂意外之喜，也說明了國際學術界對此書的進一步認可。

　　【2】鮑爾教授是梁先生摯友。1950年，我在自美歸國前去舊金山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 C Berkeley）拜訪她，她專門帶我去參觀地區主義建筑理論的重要人物Greene 兄弟所設計的住宅。

　　【3】A l t h o u g h i t i s n o t true that any sociale c o n o m i c o r d e r which could produce good housing would be ipso facto a good system, it is true that a n y a r r a n g e m e n t which cannot do so is a reactionary and anti-social one.

　　【4】彼得· 霍爾（ P e t e r Hall）《明日之城》中介紹的鮑爾學術觀點。

　　【5】分別是吳光祖、鄭光中、吳宗德、韓琪、鄒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