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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文自創制之時起，就因結構復雜、筆畫繁多，被宋朝人認為是“符篆”。它又一度消失，成為沉埋于歷史中的神秘存在物。西夏文重現于世人面前的時候，曾被認為是“天書”。無論是“天書”，還是“符篆”，都透露著人們面對西夏文字的困惑和畏難。為了厘清“天書”的秘密，記者依次走訪了銀川、武威、敦煌和保定等西夏文使用且留下遺跡的地方，尋訪有記錄西夏文字的物質遺存，從中體悟它數百年的生命歷程。

　　銀川，是記者采訪的第一站。走在銀川的大街上，昔日西夏王朝的痕跡所剩無幾、難以尋覓。西夏文在它誕生的地方，如今成為一個“陌生人”。

　　銀川，曾是西夏的首都，也是西夏文的誕生地。這里曾被稱作懷遠。關于李元昊的父親李德明定都于此，有一個神秘的傳說。《西夏書事》卷十記載，公元１０１７年，“夏六月，有龍見于溫泉山即今賀蘭縣暖泉以西的賀蘭山，山在懷遠鎮北。李德明以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遷都之意。”龍現祥瑞的傳說，后世學者認為是李氏為遷都稱帝造勢的編造。１０２０年，李德明遷都懷遠鎮，改名興州。

　　夏大慶元年１０３６，正是在銀川，在李元昊的命令下，野利仁榮效仿漢文，主持創制并推廣使用西夏文字。１０３８年，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西夏文的創制和推行，是李元昊自立新朝的一項重要工作。

　　銀川老城以回族文化為特色，沿路走去，具有伊斯蘭風格的建筑和牛肉拉面館頻頻入眼；主要路段的路牌上，書有漢語、英語和阿拉伯語三種文字，但是沒有西夏文這種“符篆”。位于西面的新城區西夏區，情況相近。不過，記者發現了一處寫有西夏文字的場所。在一家位于交叉路口的綜合市場，樓外墻面上書有四個西夏文大字。旁邊的多家小店牌匾上也漢夏對照地展示著店名。不過，當記者問墻面上那四個字是什么意思時，攤主全部一臉茫然地說“不知道”。記者走進綜合市場，詢問正在吃飯的工作人員，得到的答案也大同小異。“好幾年了，不少人都過來問，我們也不知道。不過，這些字總該讓人認得吧。”女營業員有些無奈地答復。

　　位于銀川西郊約３５公里的西夏王陵蜚聲中外，這里有９座帝王陵和２５３座陪葬墓。記者從西夏廣場乘車來此，遠遠看到大門上鐫刻著四個西夏文大字。出租車司機有點兒“顯擺”地告訴記者，“這是大白高國。”后來，記者從門口的介紹標示中得知“大白高國”是西夏國的自稱，而當時宋人因為西夏自稱“大夏”而稱其為“西夏”。

　　西夏王陵風景名勝區管理處副主任、西夏博物館館長馬升林告訴記者，西夏王陵是目前規模最大的西夏文物保護區；這里也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大量西夏文的碑刻。但是，這組墓群沒有逃過蒙古大軍的鐵蹄。當年，蒙古大軍六伐西夏，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也因此病逝于六盤山的軍營之中。西夏君臣看到大勢已去被迫投降，蒙古軍隊在此進行有組織的大規模掘墓，造成了巨大破壞。他們有意砸破碑刻，將其中涉及西夏帝號等的部分敲碎。馬升林說，“這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抹去西夏國歷史記憶的做法。”在王陵內的西夏博物館，記者見到了從王陵出土的西夏文物，其中三塊為銘刻有西夏文的殘碑，每塊上面有若干個西夏文。

　　“我們很需要西夏文專家的幫助，特別是在釋讀文字等方面。”馬升林說。

　　走出博物館，記者去探訪王陵。王陵西面是賀蘭山，東望黃河，依山傍河，氣勢不凡。經過長長的墓道，記者看到了一座圓錐形的“土丘”。這就是世人熟悉的３號陵，一般被認為是李元昊的陵寢。

　　“原來就是這么一個土疙瘩，比秦始皇陵兵馬俑差多了！”一位游客大表失望。來此的游客大多有這種情緒，看了一會兒后扭頭就走。

　　他們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平常的“土疙瘩”，景區方面大費苦心對其進行保護，還通過招標形式從甘肅的敦煌研究院引進技術，對其采取砌筑土坯、夯土填充等方法，并用化學藥劑加固保護。

　　夕陽里，賀蘭山東面的原野如同桌面一般平曠，遠處的地平線上凸現著大大小小的土丘。沐浴在余暉中的３號陵，無言地巍然矗立著。此時，遙想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滄桑往事，不禁為那個消失的王朝感到幾許悲涼，也為墓主們的生前身后感慨不已。

　　武威：西夏陪都“夏”味不足

　　離開銀川，記者趕往甘肅武威。一路上土地漸漸荒涼，水成了一種稀罕的資源，沿途不少地名都跟水有關。武威古稱“涼州”，為河西重鎮之一，也是西夏建國的根據地。這里又是在詩歌中被反復吟詠的地方，“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涼州詞》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武威城樓前的廣場，地面上鐫刻了歷代有關武威的諸多名篇。

　　武威，在西夏時叫西涼州，也是西夏文物的密集出土地。記者前去拜訪武酒集團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長孫壽嶺。他感慨武威雖有豐富的西夏文物資源，但研究隊伍卻跟不上，規模仍在原地踏步，“現在寧夏那邊研究者多了，這邊還是幾個人。”

　　談起西夏人在武威的活動，孫壽嶺特別稱道的是他們的活字印刷術和釀酒。當年，韓國人認為自己有銅活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的實物證據，執意“申遺”。中國當時只有《夢溪筆談》中關于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的文字記載，活字字模等沒有得到考古證明。此后，峰回路轉的機會來自西夏的文物。一部出土于武威的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被認定為一件泥活字印刷品。孫壽嶺撰寫文章論證，為了增強證據的說服力，他還用三年時間，自費按照西夏時的技術，刻版、印刷，復原出了這部佛經。

　　黨項族是善于學習的民族，他們印制的多部活字印刷作品，被專家認為是最早的活字印刷作品。孫壽嶺找到的這部佛經就是其中之一。它們的存在捍衛了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權。

　　記者去武威博物館瞻仰《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以下簡稱“感應碑”和其他西夏文物。１８０４年，清代學者張澍辨識出了這座被封存石碑上的“奇怪”文字為西夏文，從而揭開了中國學者研究西夏文字乃至西夏學的序幕。該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１０９４，碑高２．５米，寬０．９米，厚０．３米，兩面刻文，一面為西夏文，一面為漢文，諸多文字仍然清晰。記者來到它的發現地——大云寺此前名為護國寺。寺內大殿閉鎖，只是前面供桌擺著各路神仙。寺廟東面墻邊有一片小碑林，立著幾塊石碑。不知道當年感應碑是不是也曾混在其中。

　　武威也曾出現文物被毀的慘劇。當時因為農民看不懂西夏文字，部分被發現的西夏文文獻曾遭到燒毀。現在此類事件不會再發生了。如今，西夏文獻如果被當地人找到，很可能會被當做寶貝收藏起來待價而沽。

　　敦煌：西夏文物填補敦煌學空白

　　有學者評價，莫高窟北區的考古填補了敦煌在西夏時期近兩百年的空白。

　　敦煌是記者此行向西尋訪的最后一站。“西出陽關無故人”，這里已經接近當年西夏的邊陲。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更以敦煌石窟壁畫和莫高窟藏經洞中的文獻聞名于世。

　　記者對于敦煌和西夏的了解，始于根據日本著名小說家井上靖小說改編的電影《敦煌》。不過，井上靖是采用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避難說”來解釋藏經洞封存的原因。在莫高窟藏經洞陳列館的展覽中，明確寫著伯希和的解釋“１０３５年西夏攻略沙洲時封存”，當代學者白濱和榮新江也持類似觀點，不過時間分別為“１００８年至１０１０年”和“１００６年”，所防御的對象分別為西夏和黑韓王朝。實際上關于藏經洞的形成，在學術界有其他如“廢棄說”斯坦因等等與之平行的解釋。

　　西夏統治敦煌將近兩百年，這個崇尚佛教的國家，對敦煌也頗有貢獻。榆林窟的第３、２９窟都是典型的西夏洞窟。不過，在莫高窟缺少典型的西夏洞窟，西夏人用過的北區洞窟卻極多。

　　敦煌也是與中國的西夏學人有著不解之緣的地方，１９６４年，中國科學院民族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前身王靜如、史金波、白濱與北京大學宿白、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李承仙和萬庚育等，以及甘肅博物館陳炳應共同組成敦煌西夏調查工作組，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負責領導，開展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調查，弄清和確定兩窟群中西夏時期的窟數及其分期、排年等。

　　從敦煌市區穿過戈壁，遠遠就能看到一半是山、一半是沙的景象。莫高窟這座寶藏，令人真切感受到“綠洲”的意義。在粗獷而沉寂的沙海之中，居然有一片茂盛的樹木。天藍得清澈如洗，流水淙淙，白楊樹的葉子一片橙黃。置身這樣一個純凈的天地，更能體會過去僧人在此禮佛的虔誠心境。

　　莫高窟北區共有石窟２４８個。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５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彭金章前后共主持了６次北區石窟的考古發掘。根據發掘成果，出版了三大卷《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敦煌研究院編，彭金章、王建軍著，歷來幾乎被人們遺忘的北區從此揭開了神秘面紗。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姜伯勤認為，北區考古擴展了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這其中就有西夏部分的貢獻。有學者評價，莫高窟北區的考古填補了敦煌在西夏時期近兩百年的空白。

　　在考古工作者心目中，北區是一座寶庫。彭金章告訴記者，莫高窟北區的觀賞價值、藝術價值不高，但是學術、考古價值很高。北區出土了１００件西夏文獻，其中不乏世界或中國孤本。比如，《諸密咒要語》和《地藏菩薩本愿經》等均為世界孤本。巧合的是，這里還出土了《番漢合時掌中珠》半頁，為國內孤本，與伯希和從第４６４窟盜走的那張恰為同一頁，內容是有關蔬菜的。據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員介紹，莫高窟北區出土的６件西夏文文獻被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北區還發現了２８枚漢文的西夏錢幣，為武威以西發現西夏錢幣最多的一次，更是敦煌的第一次。漢文的天盛元寶、乾祐元寶，因為與宋代錢幣發現在同一個洞窟中，這表明當時兩者在敦煌是通用的。

　　元代時，西夏文仍在使用，被稱作“河西字”。元代廣福大師管主八印的西夏文大藏經流傳到了敦煌，已先后三次在莫高窟發現了押捺有“僧祿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漢文施經愿文的西夏文大藏經。但前兩次的發現已流失域外，只有近年的一次發現留存國內。莫高窟北區不僅出土了佛教文獻，還出土了極為罕見的西夏文道教文獻。

　　在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的文物庫房中，記者獲得特批，戴上參觀文物需要的白手套后，親身觸摸西夏文物。紙質文物每件都裝在大小合適的紙袋中，每一件都有編號，標明出土的石窟號和題目。外面則有一個大檔案袋。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將文物從紙袋中取出，慢慢打開，在專業的素養之外，又帶著對親手挖掘出來的文物的悉心愛護。有的西夏文殘片僅有一個字，也被仔細地保存起來。其中的《番漢合時掌中珠》、《三才雜字》等雖然并不完整，但頗有研究價值。考古工作者是用篩子細細地將紙片發掘出來的。因為這些洞窟此前積沙太多，在發掘時，他們用傳送帶將數百立方米的沙子運送到石窟前的大泉河中。

　　推開與南區分開的鐵門，在彭金章的引導下，記者來到不對公眾開放的北區。藏傳密教的第４６５窟，里面的一個供養僧人畫像戴著西夏風格的帽子，有學者據此認為這個洞窟是西夏時的。而彭金章根據他的考古知識，認為按照科學判斷當屬最晚的一個，元代照樣也可以繪制西夏時的服飾，所以斷定該窟仍屬元代的。

　　北區石窟，多為禪窟、僧房窟、瘞窟等。記者在埋葬僧人的瘞窟看到了當年圓寂于此的僧人的白骨。一些修行窟只能貓腰進入，里面也只有粗糲的巖壁和簡單的石床，沒有南區那樣富麗堂皇、神韻萬千的壁畫或者雕塑。其中編號為第４６４窟的，就是１９０８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盜走西夏文獻和其他文種文獻的洞窟。目前，該窟大門緊閉，掩藏著一段令人傷心的歷史。